第33幕

    瑞宣以为华北政府既费了那么多的日子才产生出来,它必定有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人物,好显出确有点改朝换代的样子。哪知道,其中的人物又是那一群他所熟知的,也是他所痛恨的,军阀与官僚。由这一点上看,他已看清日本人是绝对没有丝毫诚心去履行那些好听的口号与标语的。只有卑鄙无能的人才能合他们的脾味,因为他们把中国人看成只配教贪官污吏统辖着的愚夫愚妇——或者猪狗!

    看着报纸上的政府人员名单,他胸中直堵得慌。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甘心作走狗的人!这错处在哪里呢?是的,历史,文化,时代,教育,环境,政治,社会,民族性,个人的野心……都可以给一些解释,但是什么解释也解释不开这个媚外求荣的羞耻!他们实际上不能,而在名义上确是,代表着华北的人民;他们几个人的行动教全华北的人民都失去了"人"的光彩!

    他恨这群人,他诅咒着他们的姓名与生存!

    可是,紧跟着他就也想起瑞丰,东阳,与冠晓荷。这三个小鬼儿的地位比伪政府中的人低多了,可是他们的心理与志愿却和大汉奸们是一模一样的。谁敢说,瑞丰不会作到教育督办?谁敢说,冠晓荷不会作财政总长呢?这么一想,他想明白了:假若圣贤是道德修养的积聚;汉奸却恰恰的相反——是道德修养的削减。圣贤是正,汉奸是负。浮浅,愚蠢,无聊,象瑞丰与晓荷,才正是日本人所喜欢要的,因为他们是"负"数。日本人喜欢他们,正如同日本人喜欢中国的鸦片烟鬼。

    想到这里,他也就想出对待"负数"的办法来。杀!他们既是负数,就绝对没有廉耻。他们绝不会受任何道德的,正义的,感动;他们只怕死。杀戮是对待他们的最简截的办法,正如同要消灭蝗灾只有去赶尽杀绝了蝗虫。谁去杀他们呢?华北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受了他们的连累,都随着他们丧失了人格。杀他们与杀日本人是每一个良善国民的无可推诿的责任!

    可是,他就管不了自己的弟弟!不要说去杀,他连打老二一顿都不肯!假若老二帮助日本人,他却成全了老二!他和老二有一样的罪过:老二卖国,老大不干涉卖国的人!他不干涉老二,全华北的人民也都不干涉伪政府的汉奸,华北便象一个一动也不动的死海,只会蒸发臭气!想到这里,他无可如何的笑了。一切是负数——伪政府,瑞丰,晓荷,那些不敢诛奸的老实人,和他自己!他只能"笑"自己,因为自己的存在已是负数的!

    庆祝南京陷落的大会与游行,比前几次的庆祝都更热闹。瑞宣的脸一青一红的在屋中听着街上的叫花子与鼓手们的喧呼与锣鼓。他难过。可是他已不再希望在天安门或在任何地方有什么反抗的举动——一切都是负数!他既看到自己的无用与无能,也就不便再责备别人。他的唯一的可以原谅自己的地方是家庭之累,那么,连汉奸当然也都有些"累"而都可以原谅了!最会原谅自己的是最没出息的!

    可是,不久他便放弃了这种轻蔑自己与一切人的态度,他听到蒋委员长的继续抗战的宣言。这宣言,教那最好战的日本人吃了一惊,教汉奸们的心中冷了一冷,也教瑞宣又挺起胸来。不!他不能自居为负数而自暴自弃。别人,因为中央继续抗战,必会逃出北平去为国效忠。中央,他想,也必会派人来,抚慰民众和惩戒汉奸!一高兴,他的想象加倍的活动,他甚至于想到老三会偷偷的回来,作那惩处汉奸或别的重要工作!那将是多么兴奋,多么象传奇的事呀,假若他能再看见老三!

    瑞宣,既是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求神或上帝来帮助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并不晓得中国与日本的武力相差有多少,也几乎不想去知道。爱国心现在成了他的宗教信仰,他相信中国必有希望,只要我们肯去抵抗侵略。

    他去看钱先生,他愿一股脑儿的把心中所有话都说净。南京的陷落好象舞台上落下幕来,一场争斗告一段落。战争可是并没停止,正象幕落下来还要再拉起去。那继续抗战的政府,与为国效忠的军民,将要受多少苦难,都将要作些什么,他无从猜到。他可是愿在这将要再开幕的时候把他自己交代清楚:他的未来的苦难也不比别人的少和小,虽然他不能扛着枪到前线去杀敌,或到后方作义民。他决定了:在沦陷的城内,他一定不能因作孝子而向敌人屈膝;他宁可丢了脑袋,也不放弃了膝磕。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象掉在海里而拒绝喝水那么不容易。可是,他很坚决,无论受多大的苦处,他要挣扎过去,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老三既不在家,他只好去把这个决定说给钱先生;只有对一位看得起他的,相信他的朋友,交代清楚,他才能开始照计而行去作事,去挣钱;不然的话,他就觉得去作事挣钱是与投降一样可耻的。

    在南京陷落的消息来到的那一天,钱先生正决定下床试着走几步。身上的伤已差不多都平复了,他的脸上也长了一点肉,虽然嘴还瘪瘪着,腮上的坑儿可是小得多了。多日未刮脸,长起一部柔软而黑润的胡须,使他更象了诗人。他很不放心他的腿。两腿腕时常肿起来,酸痛。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的好,腿腕也没发肿,所以决定下床试一试。他很怕两腿是受了内伤,永远不能行走!他没告诉儿媳妇,怕她拦阻。轻轻的坐起来,他把腿放下去;一低头,他才发现地上没有鞋。是不是应当喊少奶奶来给找鞋呢?正在犹豫不定之间,他听到四大妈的大棉鞋塌拉塌拉的响。

    "来啦?四大妈?"他极和气的问。

    "来喽!"四大妈在院中答应。"甭提啦,又跟那个老东西闹了一肚子气!"

    "都七十多了,还闹什么气哟!"钱先生精神特别的好,故意找话说。

    "你看哪,"她还在窗外,不肯进来,大概为是教少奶奶也听得见:"他刚由外边回来,就撅着大嘴,说什么南京丢了,气横横的不张罗吃,也不张罗喝!我又不是看守南京的,跟我发什么脾气呀,那个老不死的东西!"

    钱先生只听到"南京丢了,"就没再往下听。光着袜底,他的脚碰着了地。他急于要立起来,好象听到南京陷落,他必须立起来似的。他的脚刚有一部分碰着地,他的脚腕就象一根折了的秫秸棍似的那么一软,他整个的摔倒在地上。这一下几乎把他摔昏了过去。在冰凉的地上趴伏了好大半天,他才缓过气来。他的腿腕由没有感觉而发麻,而发酸,而钻心的疼。他咬上了嘴唇,不哼哼出来。疼得他头上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还是咬住了残余的几个牙,不肯叫出来。他挣扎着坐起来,抱住他的脚。他疼,可是他更注意他的脚是日久没用而发了麻,还是被日本人打伤不会再走路。他急于要知道这点区别,因为他必须有两条会活动的腿,才能去和日本人拚命。扶着床沿,一狠心,他又立起来了,象有百万个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腕。他的汗出得更多了。可是他立住了。他挣扎着,想多立一会儿,眼前一黑,他趴在了床上。这样卧了许久许久,他才慢慢爬上床去,躺好。他的脚还疼,可是他相信只要慢慢的活动,他一定还能走路,因为他刚才已能站立了那么一会儿。他闭上了眼。来往于他的心中的事只有两件,南京陷落与他的脚疼。

    慢慢的,他的脚似乎又失去知觉,不疼也不麻了。他觉得好象没有了脚。他赶紧蜷起腿来,用手去摸;他的确还有脚,一双完整的脚。他自己笑了一下。只要有脚能走路,他便还可以作许多的事。那与南京陷落,与孟石仲石和他的老伴儿的死亡都有关系的事。

    他开始从头儿想。他应当快快的决定明天的计划,但是好象成了习惯似的,他必须把过去的那件事再想一遍,心里才能觉得痛快,才能有条有理的去思想明天的事。他记得被捕的那天的光景。一闭眼,白巡长,冠晓荷,宪兵,太太,孟石,就都能照那天的地位站在他的眼前。他连墙根的那一朵大秋葵也还记得。跟着宪兵,他走到西单商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他应当晓得那是什么胡同,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想起来。在胡同里的一条小死巷里,有个小门。他被带进去。一个不小的院子,一排北房有十多间,象兵营,一排南房有七八间,象是马棚改造的。院中是三合土砸的地,很平,象个小操场。刚一进门,他就听到有人在南屋里惨叫。他本走得满头大汗,一听见那惨叫,马上全身都觉得一凉。他本能的立住了象快走近屠场的牛羊似的那样本能的感到危险。宪兵推了他一把,他再往前走。他横了心,抬起头来。"至多不过是一死!"他口中念道着。

    到尽东头的一间北屋里,有个日本宪兵搜检他的身上。他只穿着那么一身裤褂,一件大衫,和一只鞋,没有别的东西。检查完,他又被带到由东数第二间北屋去。在这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问他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等等,登记在卡片上。当他回答没有职业的时候,那个人把笔咬在口中,细细的端详了他一会儿。这是个,瘦硬的脸色青白的人。他觉得这个瘦人也许不会很凶,所以大大方方的教他端详。那个人把笔从口中拿下来,眼还紧盯着他,又问:"犯什么罪?"他的确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象平日对好友发笑似的,他很天真的笑了一下,而后摇了摇头。他的头还没有停住,那个瘦子就好象一条饥狼似的极快的立起来,极快的给了他一个嘴巴。他啐出一个牙来。瘦子,还立着,青白的脸上起了一层霜似的,又问一声:"犯什么罪?"

    他的怒气撑住了疼痛,很安详的,傲慢的,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我不知道!"

    又是一个嘴巴,打得他一歪身。他想高声的叱责那个人,他想质问他有没有打人的权,和凭什么打人。可是他想起来,面前的是日本人。日本人要是有理性就不会来打中国。因此,他什么也不愿说;对一个禽兽,何必多费话呢。他至少应当说:"你们捕了我来,我还不晓得为了什么。我应当问你们,我犯了什么罪!"可是,连这个他也懒得说了。看了看襟上的血,他闭了闭眼,心里说:"打吧!你打得碎我的脸,而打不碎我的心!"

    瘦硬的日本人咽了一口气,改了口:"你犯罪不犯?"随着这句话,他的手又调动好了距离;假若他得到的是一声"不",或是一摇头。他会再打出个最有力的嘴巴。

    他看明白了对方的恶意,可是他反倒横了心。咽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他把脚分开一些,好站得更稳。他决定不再开口,而准备挨打。他看清:对方的本事只是打人,而自己自幼儿便以打人为不合理的事,那么,他除了准备挨打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再说,他一辈子作梦也没梦到,自己会因为国事军事而受刑;今天,受到这样的对待,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可是在痛苦之中也感到忽然来到的光荣。他咬上了牙,准备忍受更多的痛苦,为是多得到一些光荣!

    手掌又打到他的脸上,而且是一连串十几掌。他一声不响,只想用身体的稳定不动作精神的抵抗。打人的微微的笑着,似乎是笑他的愚蠢。慢慢的,他的脖子没有力气;慢慢的,他的腿软起来;他动了。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象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打人的笑出了声——打人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一种宗教的与教育的表现;他欣赏自己的能打,会打,肯打,与胜利。被打的低下头去,打人的变了招数,忽然给囚犯右肋上一拳,被打的倒在了地上。打人的停止了笑,定睛看地上的那五十多岁一堆没有了力气的肉。

    在灯光之中,他记得,他被塞进一辆大汽车里去。因为脸肿得很高,他已不易睁开眼。同时,他也顾不得睁眼看什么。汽车动了,他的身子随着动,心中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可是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东西中动摇——他觉得那不是车,而是一条在风浪中的船。慢慢的,凉风把他完全吹醒。从眼皮的隙缝中,他看到车外的灯光,一串串的往后跑。他感到眩晕,闭上了眼。他不愿思索什么。他的妻儿,诗画,花草,与茵陈酒,都已象从来就不是他的。在平日,当他读陶诗,或自己想写一首诗的时节,他就常常的感到妻室儿女与破坛子烂罐子都是些障碍,累赘,而诗是在清风明月与高山大川之间的。一想诗,他的心灵便化在一种什么抽象的宇宙里;在那里,连最美的山川花月也不过是暂时的,粗糙的,足以限制住思想的东西。他所追求的不只是美丽的现象,而是宇宙中一点什么气息与律动。他要把一切阻障都去掉,而把自己化在那气息与律动之间,使自己变为无言的音乐。真的,他从来没能把这个感觉写出来。文字不够他用的;一找到文字,他便登时限制住了自己的心灵!文字不能随着他的心飞腾,荡漾在宇宙的无形的大乐里,而只能落在纸上。可是,当他一这么思索的时候,尽管写不出诗来,他却也能得到一些快乐。这个快乐不寄存在任何物质的,可捉摸的事物上,而是一片空灵,象绿波那么活动可爱,而多着一点自由与美丽。绿波只会流入大海,他的心却要飞入每一个星星里去。在这种时候,他完全忘了他的肉体;假若无意中摸到衣服或身体,他会忽然的颤抖一下,象受了惊似的。

    现在,他闭上了眼,不愿思索一切。真的,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大概拉去枪毙!"可是,刚想到这个,他便把眼闭得更紧一点,问自己:"怕吗?怕吗?"紧跟着,他便阻止住乱想,而愿和作诗的时候似的忘了自己,忘了一切。"死算什么呢!"他口中咀嚼着这一句。待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一句:"死就是化了!化了!"他心中微微的感到一点愉快。他的脸上身上还都疼痛,可是心中的一点愉快教他轻视疼痛,教他忘了自己。又待了一会儿,在一阵迷糊之后,他忽然想起来:现在教他"化了"的不是诗,而是人世间的一点抽象的什么;不是把自己融化在什么山川的精灵里,使自己得到最高的和平与安恬,而是把自己化入一股刚强之气,去抵抗那恶的力量。他不能只求"化了",而是须去抵抗,争斗。假若从前他要化入宇宙的甘泉里去,现在他须化成了血,化成忠义之气;从前的是可期而不可得的,现在是求仁得仁,马上可以得到的;从前的是天上的,现在的是人间的。是的,他须把血肉掷给敌人,用勇敢和正义结束了这个身躯!一股热气充满了他的胸膛,他笑出了声。

    车停住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屑于细看。殉国是用不着选择地点的。他只记得那是一座大楼,仿佛象学校的样子。他走得很慢,因为脚腕上砸着镣。他不晓得为什么敌人是那么不放心他,一定给他带镣,除非是故意的给他多增加点痛苦。是的,敌人是敌人,假若敌人能稍微有点人心人性,他们怎会制作战争呢?他走得慢,就又挨了打。胡里胡涂的,辨不清是镣子磕的痛,还是身上被打的痛,他被扔进一间没有灯亮的屋子去。他倒了下去,正砸在一个人的身上。底下的人骂了一声。他挣扎着,下面的人推搡着,不久,他的身子着了地。那个人没再骂,他也一声不出;地上是光光的,连一根草也没有,他就那么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一整天没事,除了屋里又添加了两个人。他顾不得看同屋里的人都是谁,也不顾得看屋子是什么样。他的脸肿得发涨,牙没有刷,面没有洗,浑身上下没有地方不难过。约摸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有人送来一个饭团,一碗开水。他把水喝下去,没有动那团饭。他闭着眼,两腿伸直,背倚着墙,等死。他只求快快的死,没心去看屋子的同伴。

    第三天还没事。他生了气。他开始明白:一个亡了国的人连求死都不可得。敌人愿费一个枪弹,才费一个枪弹;否则他们会教你活活的腐烂在那里。他睁开了眼。屋子很小,什么也没有,只在一面墙上有个小窗,透进一点很亮的光。窗栏是几根铁条。屋子当中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概就是他曾摔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这个人的脸上满是凝定了的血条,象一道道的爆了皮的油漆;他蜷着腿,而伸着两臂,脸朝天仰卧,闭着眼。在他的对面,坐着一对青年男女,紧紧的挤在一块儿;男的不很俊秀,女的可是长得很好看;男的扬着头看顶棚,好久也不动一动;女的一手抓着男的臂,一手按着自己的膝盖,眼睛——很美的一对眼睛——一劲儿眨巴,象受了最大的惊恐似的。看见他们,他忘了自己求死的决心。他张开口,想和他们说话。可是,口张开而忘了话,他感到一阵迷乱。他的脑后抽着疼。他闭上眼定了定神。再睁开眼,他的唇会动了。低声而真挚的,他问那两个青年:"你们是为了什么呢?"

    男青年吓了一跳似的,把眼从顶棚上收回。女的开始用她的秀美的眼向四面找,倒好象找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我们——"男的拍了女的一下。女的把身子更靠紧他一些。

    "你们找打!别说话!"躺着的人说。说了这句话,他似乎忘了他的手;手动了动,他疼得把眼鼻都拧在一处,头向左右乱摆:"哎哟!哎哟!"他从牙缝里放出点再也拦不住的哀叫。"哎哟!他们吊了我三个钟头,腕子断了!断了!"

    女的把脸全部的藏在男子的怀里。男青年咽下一大口唾沫去。

    屋外似乎有走动,很重的皮鞋声在走廊中响。中年人忽然的坐起来,眼中发出怒的光,"我……"他想高声的喊。

    他的手极快的捂住中年人的嘴。中年人的嘴还在动,热气喷着他的手心。"我喊,把走兽们喊来!"中年人挣扎着说。

    他把中年人按倒。屋中没了声音,走廊中皮鞋还在响。

    用最低的声音,他问明白:那个中年人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他的相貌长得很象另一个人。日本人没有捉住那另一个人,而捉住了他,教他替另一个人承当罪名;他不肯,日本人吊了他三点钟,把手腕吊断。

    那对青年也不晓得犯了什么罪,而被日本人从电车上把他们捉下来。他们是同学,也是爱人。他们还没受过审,所以更害怕;他们知道受审必定受刑。

    听明白了他们的"犯罪"经过,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事就是想援救他们。可是,看了看脚上的镣,他哑笑了一下,不再说话。呆呆的看着那一对青年,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来。从模样上说,那个男学生一点也不象孟石和仲石,但是从一点抽象的什么上说,他越看,那个青年就越象自己的儿子。他很想安慰他的儿子几句。待了一会儿,他又觉得那一点也不象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仲石,会把自己的身体和日本人的身体摔碎在一处,摔成一团肉酱。他的儿子将永远活在民族的心里,永远活在赞美的诗歌里;这个青年呢?这个青年大概只会和爱人在一处享受温柔乡的生活吧?他马上开了口:"你挺起胸来!不要怕!我们都得死,但须死得硬梆!你听见了吗?"

    他的声音很低,好象是对自己说呢。那个青年只对他翻了翻白眼。

    当天晚上,门开了,进来一个敌兵,拿着手电筒。用电筒一扫,他把那位姑娘一把拉起来。她尖叫了一声。男学生猛的立起来,被敌兵一拳打歪,窝在墙角上。敌兵往外扯她。她挣扎。又进来一个敌兵。将她抱了走。

    青年往外追,门关在他的脸上。倚着门,他呆呆的立着。

    远远的,女人尖锐的啼叫,象针尖似的刺进来,好似带着一点亮光。

    女人不叫了。青年低声的哭起来。

    他想立起来,握住青年的手。可是他的脚腕已经麻木,立不起来。他想安慰青年几句,他的舌头好象也麻木了。他瞪着黑暗。他忽然的想到:"不能死!不能死!我须活着,离开这里,他们怎样杀我们,我要怎样杀他们!我要为仇杀而活着!"

    快到天亮,铁栏上象蛛网颤动似的有了些光儿。看着小窗,他心中发噤,晓风很凉。他盼望天快明,倒好象天一明他就可以出去似的。他往四处找那个青年,看不见。他愿把心中的话告诉给青年:"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

    他正这么思索,门开了,象扔进一条死狗似的,那个姑娘被扔了进来。

    小窗上一阵发红,光颤抖着透进来。

    女的光着下身,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白坎肩。她已不会动。血道子已干在她的大腿上。

    男青年脱下自己的褂子,给她盖上了腿,而后,低声的叫:"翠英!翠英!"她不动,不出声。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已经冰凉!他把嘴堵在她的耳朵上叫:"翠英!翠英!"她不动。她已经死了一个多钟头。

    男青年不再叫,也不再动她。把手插在裤袋里,他向小窗呆立着。太阳已经上来,小窗上的铁栏都发着光——新近才安上的。男青年一动不动的站着,仰着点头,看那三四根发亮的铁条。他足足的这么立了半个多钟头。忽然的他往起一蹿,手扒住窗沿,头要往铁条上撞。他的头没能够到铁条。他极失望的跳下来。

    他——钱先生——呆呆的看着,猜不透青年是要逃跑,还是想自杀。

    青年转过身来,看着姑娘的身体。看着看着,热泪一串串的落下来。一边流泪,他一边往后退;退到了相当的距离,他又要往前蹿,大概是要把头碰在墙上。

    "干什么?"他——钱老人——喝了一句。

    青年楞住了。

    "她死,你也死吗?谁报仇?年轻的人,长点骨头!报仇!报仇!"

    青年又把手插到裤袋中去楞着。楞了半天,他向死尸点了点头。而后,他轻轻的,温柔的,把她抱起来,对着她的耳朵低声的说了几句话。把她放在墙角,他向钱先生又点了点头,仿佛是接受了老人的劝告。

    这时候,门开开,一个敌兵同着一个大概是医生的走进来。医生看了看死尸,掏出张印有表格的纸单来,教青年签字。"传染病!"医生用中国话说:"你签字!"他递给青年一支头号的派克笔。青年咬上了嘴唇,不肯接那支笔。钱先生嗽了一声,送过一个眼神。青年签了字。

    医生把纸单很小心的放在袋中,又去看那个一夜也没出一声的中年人。中年人的喉中响了两声,并没有睁一睁眼;他是个老实人,仿佛在最后的呼吸中还不肯多哼哼两声,在没了知觉的时候还吞咽着冤屈痛苦,不肯发泄出来;他是世界上最讲和平的一个中国人。医生好象很得意的眨巴了两下眼睛,而后很客气的对敌兵说:"消毒!"敌兵把还没有死的中年人拖了出去。

    屋中剩下医生和两个活人,医生仿佛不知怎么办好了;搓着手,他吸了两口气;然后深深的一鞠躬,走出去,把门倒锁好。

    青年全身都颤起来,腿一软,他蹲在了地上。

    "这是传染病!"老人低声的说。"日本人就是病菌!你要不受传染,设法出去;最没出息的才想自杀!"门又开了,一个日本兵拿来姑娘的衣服,扔给青年。"你,她,走!"

    青年把衣服扔在地上,象条饥狼扑食似的立起来。钱先生又咳嗽了一声,说了声"走!"

    青年无可如何的把衣服给死尸穿上,抱起她来。敌兵说了话:"外边有车!对别人说,杀头的!杀头的!"青年抱着死尸,立在钱先生旁边,仿佛要说点什么。老人把头低了下去。

    青年慢慢的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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